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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三立（1858年—1937）字伯嚴，一字敬原，義寧州(今修水縣）人。晚清維新派名臣陳寶箴長子、與譚嗣同、 徐仁鑄、陶菊存并稱“維新四公子”，近代同光體詩派重要代表人物。

三立年少博學，才識通敏，灑脫而不受世俗禮法約束。光緒八年（1882年）參加三年一屆的鄉(xiāng)試，因深惡“八股文”，應試時，不按考場規(guī)定文體（八股文），而以自己平素擅長的散文體答卷，其卷在初選時曾遭摒棄，后被主考官陳寶琛發(fā)現(xiàn)，大加贊賞。從落第卷中抽出選拔為舉人。

光緒十二年赴京會試中進士，授吏部主事官職。平居之日，常與有進步思想之士大夫交游，談學論世，慷慨激昂，希望“維新”“變法”。還參加了文廷式等組織的“強學會”。甲午戰(zhàn)爭后，李鴻章赴日簽定《馬關條約》，三立聞訊，激憤異常，曾電張之洞，“吁請誅合肥（李鴻章，安徽合肥人），以謝天下”。

光緒二十一年，其父寶箴任湖南巡撫，推行新政。當時，三立年富力強，才智奮發(fā)，往侍父側，襄與擘劃，在辦時務學堂，算學館，《湘報》，南學會和羅致譚嗣同、梁啟超、黃遵憲等“新黨”過程中效力較多。陳氏父子希望“營一隅為天下倡，立富強之根基”，但是，事與愿違，戊戌政變，被加上“招引奸邪”的罪名，與父親一起被清廷革職。后隨父返江西，居西山“崝廬”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，三立移居南京。未幾，寶箴忽以微疾卒。其暴死之日，正值八國聯(lián)軍瘋狂鎮(zhèn)壓義和團運動之時，家國之痛，使三立更無心于仕途，乃于金陵青溪橋畔構屋十楹，號“散原精舍”，與友人以詩文相遣，自謂“憑欄一片風云氣，來做神州袖手人”。 定居金陵后，雖不過問政治，但對興辦社會事業(yè)，仍極熱枕。光緒二十九年，他辦家學一所，又贊助柳治征創(chuàng)辦思益小學，讓出住宅作課堂，延聘外國教師，開設英語及數(shù)、理、化學新興課目。注重全面發(fā)展，禁止死背課文及體罰學生，創(chuàng)新式學校之先例。

光緒三十一年初，與罷職官僚李有分等人共同創(chuàng)辦鐵路公司，籌建江西第一條鐵路（南潯線），先后任協(xié)理、總理、名譽總理等職。光緒三十四年，又與湯壽潛共同發(fā)起組織中國商辦鐵路公司。由于人事關系的阻礙等原因，都沒有達到預想的目標。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，1912年1月1日，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，宣布“中華民國成立”。清朝一姓統(tǒng)治的“家天下”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被推滿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政體，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，與歷代君主易姓的改朝換代不同。這對雖然是進士出身，但有殺親之仇的三立來說，是一個嚴峻的考驗。可他沒有選擇擁護孫中山的革命道路，始終未能擺脫封建意識的束縛，仍然是“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”的打算，自認不可能“兼濟”，只希望“獨善”。于是“遺世觀化”，一方面從老莊哲學和佛學中去尋找慰藉；另一方面幻想成為一個獨步詩壇，“奧區(qū)絕境”的孤寂的“自在者”。當國民革命軍在江浙的聯(lián)軍攻南京時，他挈家遷滬，并誣武昌起義為“作亂”，罵民軍為“亂軍”。

從1911年至于1915年夏，在寓居上海期間，曾列名孔教會和張謇發(fā)起的中華民國聯(lián)合會，又和沈曾植、梁鼎芬、朱祖謀等組織“超社”，“逸社”，通過詩作，或攻擊革命，或傾吐對清王朝留戀之情。因此，受到柳棄疾、陳去病、葉楚倫等南社詩人的抨擊。雖然，他與遺老文人以詩文相會，卻拒不參加清朝遺老的復辟活動。他對民國初年以袁世凱為代表的竊踞政權的投機政客，以及后來混戰(zhàn)不休的名派軍閥，均極為不滿，拒不參加當時政界的任何活動。

1923年至1925年，陳三立住在杭州。1924年4月，印度詩人泰戈爾來中國，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歡迎，接著來到風光旖旎的杭州，在西湖之畔的凈慈寺泰戈爾特地拜晤了陳三立。兩位不同國籍的老詩人，通過徐志摩的翻譯，各道仰慕之情，互贈詩作。泰戈爾以印度詩壇代表的身分，贈給陳三立一部自己的詩集，并希望陳三立也同樣以中國詩壇的身分，回贈他一部詩集。三立接受書贈后，表示謝意，謙遜地說：“您是世界聞名的大詩人，是足以代表貴國家詩壇。而我呢，不敢以中國詩人代表自居。”后兩人比肩合影，傳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。  

1926年底，陳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載。他的晚年，懷鄉(xiāng)心切，對廬山尤為縈念。1929年11月，由次子隆恪夫婦陪同，乘輪溯江而上，終于登上廬山，卜居于牯嶺新宅“松門（一說松林）別墅”，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，他賦詩傾訴：“鄉(xiāng)夢醒鳴鞭，始覺身如鳥”，打算“息影松林徑，洗夢澗瀑流”。這時，他年近八十遍覽了山南山北風景名勝，寫下許多詩篇，名為《匡廬山居詩》，石印成冊，以贈親友。山居期間，蔣介石曾到牯嶺避暑，很想見見他，特派專人登門聯(lián)系。他不愿與當政者交往，對來人說：“我已經是一個不聞世事的世外之人，即使我們會晤了，也沒有什么可談的，我看還是不必來見吧。”因此，蔣介石也就不便“勉強求見了”。然而他并非甘愿置身世外，仍希望生活能有益于社會。

1930年，他倡議重修《廬山志》，委托吳宗慈專主其事。為了使這部志書更臻完善，他特約著名學者李四光、胡先引等撰寫有關條目。編修過程中，還一一指示原則，主張志例應尊重科學，志文因時代不同，允許文體有別，做到“舊從其舊，新從其新”。   

1932年“一.二八”日軍侵占上海閘北，陳三立居牯嶺，日夕不寧，于郵局訂閱航空滬報，每日閱讀，見時局艱危，憂形于色。一夕，夢中驚呼：“殺日本人！”同年，國民黨政府邀他參加“國難會議”，他不去。1933年其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，輔佐溥儀建立偽滿政權，三立痛罵鄭“背叛中華，自圖功利”。在再版《散原精舍詩》時，忿然刪去鄭序，與之斷交。1934年，三立離開廬山寓居北平，目睹西山八大處遭八國聯(lián)軍破壞，連嘆“國恥”！

1937年，蘆溝橋事變，他表示：“我決不逃難！”。當年，北平、天津相繼淪陷。日軍欲招致三立，百般游說，皆不應許。偵探日伺其門，三立怒，呼傭拿掃帚將其逐出。從此五日不食，憂憤而死，享年85歲。

為紀念陳三立，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務會議決定：將設在修水境內的贛西北臨時中學改為省立散原中學，1948年遷葬杭州牌坊山。   

陳三立為詩，初學韓愈，后師山谷，好用僻字拗句，流于艱澀，自成“生奧衍”一派，為同光體（晚清詩壇的一個流派。屬于這一派的詩人，不宗盛唐，而以仿宋為主）重要代表。梁啟超在《飲冰室詩話》中評日：“其詩不用新異之語，而境界自與時流異，醇深俊微，吾謂于唐宋人集中，罕見其比”。陳三立的著作，生前曾刊行《散原精舍詩》及其《續(xù)集》、《別集》，死后有《散原精舍文集》17卷出版。其子衡恪為著名畫家，寅恪為著名史學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