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玠(?-1253),字義夫,別號隱樵,洪州分寧(今修水縣)湯橋長茅村人。后來寓居湖北蘄州(今湖北廣濟等地)。
余玠少年時,在白鹿洞書院和太學上舍讀書,因與茶館老人發生口角,不慎失手推茶翁致死,脫身出逃襄淮,作長短句一首,投入淮東制置使趙葵幕下。趙葵贊其心懷壯志,把他收留在軍中任事。
理宗端平元年(1234)六月,趙葵率師北伐,乘勝收復淮河北岸的泗州等軍事重鎮。為了經營新收復的河南、京東地區的營田備邊,趙葵奉令移師泗州,把防線推到淮河北岸。余玠協助趙葵完善“強邊”、“固本”的戰備工作,在“營田、儲粟、修城、浚濠”等方面,功績顯著,“以功補進入副尉”,接著“擢升作監主簿”。嘉熙二年(1238年)正月,以應援安豐戰役卻敵有功,被任命為知招信軍兼淮東置制司參議官。不久,進工部郎官。同年九月,余玠率兵將入犯江淮的察罕軍打敗,解滁州(今安徽滁縣)之危。但此時河南的蒙古軍勢力日益增大擴展,在汴京(今河南開封)大造戰崐船,企圖南侵,南宋王朝深感不安。嘉熙三年,余玠率突擊隊深入敵后,靈活機動,以寡勝眾,建樹奇功。嘉熙四年九月,被提升為淮東提刑兼知淮安州(今江蘇淮安)。淳祐元年(1241)秋,蒙古軍出師河南,安豐告急,余玠率師救援,再一次擊敗蒙軍,官拜大理少卿,并升任淮東制置副使。
淳祐二年五月,余玠奉命赴臨安(今浙江杭州)入朝奏對。在奏對中,他針對時弊著重提出兩個問題:一是舉國上下,應和衷共濟,事無大小,須當務實。意在改變社會風尚,振興國家民族。二是主張文武之士,平等相待,提醒理宗在用人制度上,應“視文武之士為一”,改變過去重文輕武的偏向。理宗稱贊他“人物議事皆不常”。十二月,蒙古軍進犯四川,守將無能,岌岌可危。理宗面對“亡形已具”的四川,任余玠為兵部侍郎、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,曉喻他“任責全蜀”。余玠立誓:“愿假十年,手挈全蜀之地,還之朝廷。”淳祐三年春,余玠到達四川。他效法諸葛亮“集眾思、廣忠益”的治蜀方法,并親自制定治蜀大綱,即《經理西蜀圖》。在重慶創建招賢館,鼓勵有志之士前來獻計獻策。時有播州冉進、冉璞兄弟,有文武才略,感于余玠開誠布公、禮賢下士的賢德,遂應召前來。余玠接待真誠,重禮厚遇。冉氏兄弟為玠獻“遷徙州城,鞏固西蜀”之計。歙州人方岳也從千里之外赴川,提出“以人心為金湯,以人才為武庫”之策。余玠便在釣魚山建都城,憑借釣魚山三面臨江、一面倚崖之地利,依山筑城,旁水設哨,重關迭立,內外有防,并聯結相鄰之利閬、果州、蓬州、渠州、瀘州、嘉定等十余城,形成山形體系,如臂如屏,以達到利用蜀險、以步制騎、揚長避短、克敵制勝之目的。又廣募民間忠勇,充實“強邊”,各地愛國人士相繼來歸。蒙軍屢犯,不得東下。淳祐四年與蒙軍交戰三十六次,大獲全勝。淳祐九年,蒙軍四路來攻;十二年,蒙軍欲掠都城,奪嘉定,都被擊敗。
余玠入主四川,開屯田,墾荒地,修水利,勸農耕,輕徭役,薄稅斂,減輕百姓負擔,繁榮工商經濟。興學優士,文武并重,唯才是舉,士農工商,各得其業,人心向往。整頓吏治,論功行賞,有功必獎,有過必罰,量才錄用,用其所長,避其所短。嚴肅綱紀,懲辦貪殘。凡不稱職官吏,果斷地加以革職。對于搶奪民財、殺害百姓、馭軍無紀、招降納叛的貪官污吏,堅決懲治。
余玠治川十年(1243-1253),勵精圖治,使巴蜀軍事、政治、經濟全面好轉,百姓愛戴,皇帝嘉獎,晉升為兵部尚書,拜資政殿學士。寶祐元年(1253年),與統制姚世安不和,姚以宰相謝方叔為援,方叔便羅織罪名,將余玠召回。玠聞有召命,暴卒(一說服毒死)。 蜀人得知余玠抱恨而死,興建“余玠遺愛碑”及“余公祠”。 故鄉修水縣,將余玠列為宋元八賢之一,入“八賢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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